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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sxingzhun 的博客

世间万象,人生感悟,或淡泊从容,或质朴平实,都是真情的流露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留在黄土地上的北京知青  

2011-12-04 16:47:49|  分类: 知青情结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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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在黄土地上的北京知青

 作者:萧谷梁   编辑:宁青

 来源:http://blog.163.com/lsj0597@126/

 

 去年,笔者曾三下S县进行农村调查,同时想了解一下尚留在那片黄土地上的北京知青的状况——因为我也下过乡,我们是一代人,是素不相识却永难相忘的同龄朋友。据介绍,S县先后共接收过下乡知青千人左右。其中北京知青达四百。如今,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,绝大多数知青都已离开那里,在四面八方、各行各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剩下的北京知青只有十来个人了。

 我向陪我调查的县委老陈提出能不能见见他们的时候,老陈当即拨通了农机配件厂的电话。厂长答应,半个小时后杜亚琴即可到县委招待所来找我。问老陈怎么这么“门儿清”,他说“杜亚琴,谁不知道?!”我问为什么,答曰:一是由于她当年的俊俏,二是因为她嫁过农民。

杜亚琴来了,用纯熟的当地话跟老陈打招呼寒暄,跟我交谈则用一口标准的北京话。老陈给我们接上头儿后就离开了。杜亚琴说她是拐回家洗了洗脸,换了身衣裳才赶来的。说完歉意地一笑。这一笑便使我拂过岁月的风尘,看到了她当年的全部风采和俊俏,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我说我当年也是知青,十七岁下乡,八年的知青生涯几乎透支了整个人生,只留下说不清、道不明又解不开、化不掉的一腔情愫,一段记忆。只这一句“我也当过知青”,杜亚琴便掏出手绢擦眼泪,我静静地坐着,递给她一杯水。

 ◇ 杜亚琴的自述

 我是十八岁时转插到S县的,原来我所在的中学是去吉林前郭旗,半农半牧。冬天贼冷,夏天蚊虫还能对付,受不了的是蛇。半人高的草地里到处是蛇,有的趴着,有的立着,还有的三五条缠绕在一起,一疙瘩一团地,直立着身子吐信子。我当时刚满十六岁,看见蛇就浑身发软,走不动道,怎么“斗私批修”也改不了。给家里写信说了后,爸爸就跟在S县老家的大爷联系好,我便离开同学们,一个人来到了S县。老家除了大爷还有奶奶,我小时候还跟奶奶生活过,跟奶奶感情很深。可奶奶的成份是地主,当时正在村里监督劳动。奶奶怕连累我,我也怕沾上什么,便提出去S县最穷最苦的地方。私下里是想,离奶奶越远越好,好像这样就能摆脱这个地主奶奶的阴影。县知青办的车子拉着我往“最穷最苦”的山区走,还远没到最穷最苦的地方,我就害怕了。我说停车,我要下来,我就上这个村子。黑灯瞎火地,我就进了这个村儿。

 村里人却不想收留我。因为一人一份口粮,土地是有限的,添我这么一张嘴,他们不愿意。怎么办?回吉林,想起那蛇就不寒而栗;去奶奶所在的村儿,是比蛇更可怕、更不能想像的事儿;去别的知青点儿,人家都是集体来的,转插一般都投亲靠友。唯一的办法是嫁人——这是村里人反复说明并劝导我的,因为嫁了人我就成了他们村儿的人了。他们还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一个长我十七岁的单身汉,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处处关心我,照顾我,我瞅他人老实,本份,经过半年多的犹豫,回家去跟奶奶商量。奶奶只问了一句“这人啥出身”,我说贫农,奶奶说贫农就好,贫农就好!“咋不是个嫁人过日子?娃儿,你就依了吧!”嫁了这个汉子以后我才慢慢知道了,他原本有婆姨,还有一男二女三个娃。因为他当过大队会计,四清时被怀疑有贪污问题,自己一时说不清,急火攻心,一下子就悟迷(糊涂)了。婆姨不愿守着个痴人过,带着孩子离婚走了。后来,四清工作队撤了,他也慢慢明白过来,好人一样,只是丢了家。

 结婚以后,我整整在村里当了十年农民,跟他生了两个儿子。说不上什么感情,他人不坏,就是粗鲁……说到这儿,亚琴又擦眼泪。关于这桩婚姻,她不愿多提,我更不忍多问,于是十年的山村生活随着她的泪水一并流过。

 后来,落实知青政策,我被招到县农机配件厂当了工人,就萌生了回北京的念头,决定结束这桩婚姻。丈夫不同意,我就不回去。只管孩子,不理他。又拖了三、四年,丈夫看这事儿已成定局,难以改变,便和我办了离婚手续。俩儿子大的归他,姓他的姓;小的归我,姓我的姓。他说,老大人在我名下,过,还是跟着你吧!因为咱这一离婚我就成了老流浪汉,孩子跟着我就是个小流浪儿。我也是这么想的,原来还怕他不同意。这样,两个孩子都跟着我。我一个单身女人带两个孩子过日子,砌间厨房、打个煤饼啥的,短不了求男人帮忙。但我想回北京,坚决不在本地再成家。可几次回北京探亲才知道,北京已断无我容身的立锥之地——妈妈死了,爸爸老了,弟弟妹妹各自结婚单过。他们已不大欢迎我这个姐姐。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房子,哪怕北京有四平米的一间小厨房可以归我,我也要变卖家当回去,在胡同里摆摊儿,在前门卖大碗茶,也要让儿子重新成为北京人。可是没有,北京那么大,却没有一寸地方属于我。几次回北京,我真地就是带着孩子住旅馆。我终于死了这条心,决定老老实实过日子。于是,经人介绍,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老郑。

 老郑原来是当兵的,在部队时是连长。我们结婚了。老郑说他这辈子没敢再想过娶媳妇成家,所以格外知足,对我也百依百顺,知冷知热。只是我做了绝育手术,不能再生孩子,老郑虽然也疼俩儿子,但看见人家的小孩儿仍忍不住眼发红,神发呆。我们就商量着抱了一个女孩儿。交了一笔超生费后,孩子有了户口。我们给她起名叫香香,我和老郑都对她格外地娇宠疼爱。特别是老郑,一听见香香叫爸爸,魂儿都美丢了。我跟老郑加起来,每月收入近三百元。老二在建筑队当临时工,自己吃喝有余。一年前,落实政策,知青子女可以安排一个回城。老大老二只差一岁,但我还是挑了不姓我姓儿的老大。他爹如今已近六十了,揽点零活儿,四处为家。我常让俩儿子回去看他。老大户口转到北京,他高兴得逢人便说:“俺娃在北京当工人了!”有一次孩子看他后回来说,爸爸老了,头发都快白了。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儿;可瞅见儿子比他爹高出了半个头,还有近三岁的香香,成天小尾巴一样地追着哥哥玩儿,我心里就又想开了。我们谁也不欠谁,他老了我会让儿子管他,我老了指着香香。我现在就跟老郑一家三姓五口地过,有遮风蔽雨的两间小屋,回家有口热汤热饭。别的,我就不多想了。

 ◇ 卢志强的故事

 杜亚琴谢绝了我让她在招待所吃午饭的挽留,急匆匆赶到幼儿园接孩子。下午就把香香带来给我看。那是个丑丑的小丫头,瘪鼻子翘嘴瘦巴脸,眼睛不大,皮肤还楞黑。可这失去了亲生父母的孩子娇憨活泼,一派天真,仿佛晴空丽日下一朵展蕊怒放的小野花,竟未曾蒙上一丝阴影。晚上,亚琴又把尚留在S县的北京知青几乎全招呼来了,由会修冰箱而使腰包较为鼓实的老潘作东,就在招待所设宴,说是为我送行。一位豪爽活跃的汉子每每率先举杯,然后一饮而尽。我记住了这位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的豪侠之士:他叫卢志强,县司法局律师事务所主任、律师兼县政府法律顾问。卢志强属牛,今年四十五岁。他爹原是海淀镇上的买卖人,解放不久就故去了。留下妈妈带着五个儿子过,生活基本上靠大哥,以后又加上二哥。艰难困苦,可想而知。这样的生活环境,练就了卢志强吃苦耐劳的品格和自立的本事,且从小就懂得了生存的不易。

 在卢志强心里,压根儿就既没把上山下乡看成什么与工农结合,接受再教育;也没把自己当成改造农民、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先锋、救世主。他脑子里只有四个字:生存、自立。下乡后先在村里干活儿。由于力气大,又不惜力,他干得不错。两年后,招工到县粮食局下属的一个粮库当了保管员。有一次,村干部给老百姓分只适合给牲口吃的次粮,自己却从准备交公粮的大堆上拿好粮。卢志强让他倒回去,那村干部平时说一不二,哪儿吃这个?卢志强挽挽袖子,只说了一句:“你丫的是要死还是要活?”村干部怕死,乖乖地把好粮倒了回去。卢志强又下命令:“让老百姓都分好粮!”村干部不敢不执行,老百姓分到了好粮食。此举使卢志强在那一带的农民中成了豪侠仗义、有口皆碑的人物。六年后,卢志强离开粮库,调任公社团委书记,算是提干了。

 一九八○年,卢志强到了县司法局。通过边干边实践,再加上自修和进修,成了一名专职律师。以后又提升为律师事务所主任,并兼任县政府法律顾问。卢志强一九六八年下乡,如今已在S县呆了二十五个年头。由于精明强干,脑子活络,再加上四面八方的关系早已顺得不能再顺,卢志强工作中处处得心应手,上上下下都能横踢竖挡,如鱼得水。无论是私人还是企事业单位,人们打官司都爱找他。他又为人仗义,不贪婪不虚伪,肯说实话,渐渐地就在当地成了个人物。应该说,从一个干农活儿的知青,到县政府的法律顾问,卢志强算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
 再来说卢志强的家。老婆小他四五岁,是当地下乡知青,温柔贤惠又明事理。由于家里在铁路系统,她后来也被安排到S县货运站工作,钱不比卢志强少挣,平时家务全包,孩子全管。卢志强的狐朋狗友野哥们儿来了,也是她一张笑脸、满面春风地操持张罗。卢志强没有理由对她不满意。他对感情没有那么多浪漫和缠绵,一旦与一个异性结合,并认准了她是个好女人,他就再没有别的想法。他爱老婆爱在骨子里,是那种关键时刻能豁出命来护着她的感情。平时则绝不挂在嘴上。

 二十五年来,回北京的机会不止一两次,卢志强却最终没有将其变成行动,主要的是他们两口子的工作。按政策,他是一家三口都可以回京的,但在当地他是个人物,说句话算句话,老婆捧的也是金饭碗,回到北京他们能干什么?哪里能接收他们?于是,回北京的事就这么搁下了。

 卢志强已经适应并融入了那个环境。在火车站附近他家的院子里,卢志强每年都要满满当当地种上各种蔬菜。以他和老婆的工作及身份,在当地吃菜可以不花一分钱。可他还是喜欢自己种,吃不了就送人。他喜欢看到绿色,喜欢亲自去侍弄这些玩艺儿,喜欢看豆角变青,辣椒变红。也许,这就是当年才十九岁的毛头小伙儿的知青生涯,留给卢志强心里永难改变的一个情结?

 ◇ 邢珂已经忘却

 在我所见到的尚留在S县的北京知青中,只有一个人自始至终用当地话和我交谈,普通话则一句也说不来,硬说,也绝不对味儿。人们告诉我,她忘了。应该说,邢珂本是S县最早下乡的知青元老,一九六六年底,她跟随父母、弟弟妹妹被遣返回S县老家,原因是她爸出身地主。邢珂有兄弟姊妹六个,俩哥一姊一弟一妹。S县本是传统农业文明之地,亦是古代文明之乡。她的父母虽文化不高,却笃信读书有用的古训,克勤克俭,教子读书。孩子们也争气,文革前,她的两个哥哥、一个姊姊都已相继在全国数得上的名牌大学毕业。邢珂在中学亦成绩不错,且酷爱体育,称得上是全面发展。

 回乡不久,父亲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死去了,而邢珂和弟弟妹妹却居然都活了下来。没粮食,就吃野菜糊糊,没有筷子吃饭,就拣根树枝凑合。受不了的是污辱,特别是对母亲的污辱。母亲生性懦弱,总是逆来顺受,叫低头就低头,让下跪就下跪。孩子们常常拿树枝抽着让她当牲口爬;造反派高兴了就捆起来游趟街。弟弟妹妹们都小,不敢说话,邢珂生性耿直,每每直通通、硬倔倔地跟人家讲理,还反抗,据理力争。而那岂是个讲理的年代?人家就斗她,她不低头;打她,仍不改口。于是就吊到房梁上打,直打得哼不出声儿。

 从那以后,邢珂就全忘了。忘了罪恶耻辱,也忘了心酸和痛苦。她不再反抗,只是默默地跟着母亲干活儿。年迈的母亲本来就身材瘦小,加上严重的驼背,再背上一捆柴,常常是直不起腰来就跪着挪;挪不动了就爬着往前蹭。邢珂就跑去接妈妈,把柴草放到自己背上,把妈妈搀起来,扶着往家走。二十岁那年,邢珂出 嫁了。她不嫌丈夫家里穷,人比她大,又不十分本份;丈夫却嫌她笨,嫌她愣愣磕磕地,脑子时不时地断档。他打她,骂她,但没想过离婚,两个人一起过到现在,生了三个儿子。

 后来落实政策,邢珂的哥姊接走了他们受尽苦难的母亲,弟弟妹妹也相继回京,都已混得人模人样,只是再无一人迈进大学的校门。邢珂取得知青资格后即可被招工,离开村儿里出去工作。但心眼儿活泛的丈夫却来了个李代桃僵——顶她的名额成了工人,一家人在县城租了间房子过。丈夫不常着家,邢珂又不善安排生活,也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勤劳肯干,于是家里就常常像个窝。用杜亚琴的话说是家徒四壁,不像个过日子的。仨儿子倒是一个比一个机灵,老大老三均中专毕业,已工作;老二的户口进了北京,与杜亚琴的大儿子一个厂,且同住一间宿舍,也是车工。

 跟那些至今仍朝思暮想着回北京的知青相比,邢珂反倒比他们活得踏实。她对许多事儿已不大走脑子。跟当地那些从村儿里出来的中年妇女相比,邢珂除了鼻子上那付宽边眼镜和她那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是“绕脖子拗口”的名字之外,已毫无二致。邢珂的弟弟妹妹曾从北京结伴回来看过姊姊一趟。那天,弟妹俩出现在村口时,村里人竟以为是来了外宾或华侨,足足看了半天,才认出是当年的两个“小狗崽子”,遂发出了“十年河东,十年河西”的感慨。

        结束了我的S县之行,回北京后见到了杜亚琴的大儿子李小钢。小伙子年轻俊美、一表人才。高高的个头儿,周正的身板,像一棵挺拔健壮的白杨树。风吹过,仿佛清新纯净的叶片就会哗啦啦地响,似在唤着他的妈妈、爸爸,念着他黄土地上的根脉。小伙子话不多,临别一句“阿姨再见”,叫得我心里发热、喉头发紧。亲爱的孩子,我该对你说些什么?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已经历了四年的知青生活;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已是村里精壮的棒劳力。你如今只身到京城来寻找自己的位置,人生漫漫,但你已经长大了,一切只能靠自已。我和我所有当过知青的同龄朋友愿在这里衷心地为你祝福:祝你有个美好的前程;祝你一生平安、幸福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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